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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4px查件】李建中:一本書 ,一輩子
發佈時間:2021-03-09 14:21  作者:  來源:圖書館  閲讀:

作者:李建中

有學生問我:“哪一本書可以讀一輩子?”

我毫不猶豫地説:“《文心雕龍》。”

其實,我初識《文心雕龍》已經很晚了。因為“文革”,我23歲才上大學(比正常的入學年齡晚了5年)。念大一時,我對老師説:“我對文學理論很有興趣,您給開一個書目吧,古今中外都要。”沒想到老師只開了一本書:范文瀾的《文心雕龍注》。

那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最後一個夏天,我在沒有電扇的宿舍裏揮汗讀劉勰。第一遍讀下來,雖説沒有完全讀懂,大意還是明白的。我有一個驚人的發現:《文心雕龍》裏面沒有文學理論,沒有我們當時正在學習的諸如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、典型形象和典型人物之類的文學理論。《文心雕龍》有文采,有儷辭,有秀句、隱喻、排比和起興。我開始背誦其中的一些篇章,如《神思》《物色》《風骨》《知音》等等,並將劉勰説話的方式自覺地應用於各種文類的書寫實踐。逢年過節給親朋好友寄明信片,不再寫“節日愉快”,而是改為“獻歲發春,悦豫之情暢”;春遊或秋遊後寫遊記,忘不了來一句“登山則情滿於山,觀海則意溢於海”;冬天躲在被子裏給女同學寫情書,先感嘆“知音其難哉”,後約定“清風與明月同夜”或者“白日與春林共朝”……教寫作的老師常常在課堂上讀我的作文,説是有“駢偶之美”。劉勰,是我大學時代的寫作老師。

八十年代的大學,對“大學教師”的學歷要求沒有現在這麼高(動不動就要博士或博士後),所以,我本科畢業就去大學教本科。不過,我一點兒也不膽怯,因為有《文心雕龍》。我在大學裏開《文心雕龍》導讀課,和我的學生一起讀《文心雕龍》,一起背誦《文心雕龍》,還輔導學生用駢體文書寫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小文章。學期結束時,我將學生的習作結集成書(説是“書”,實際上只是打印成冊),命名為《青春版文心雕龍》。劉勰當年在上定林寺撰寫《文心雕龍》時,是“齒在逾立”,三十剛出頭,可謂青春的文心青春的龍;一千多年後,我在大學講授《文心雕龍》也是“齒在逾立”,將劉勰的文心劉勰的龍融入當代大學生的青春之思與青春之詩。當我在大學課堂上講授《文心雕龍》時,又有一個重要發現:整個二十世紀的“龍學”傳播,都是在大學課堂上發生並進行的。二十世紀初,黃侃先生在北京大學講授《文心雕龍》,聆聽的學生之中就有范文瀾。後來,范文瀾先生在南開大學講授《文心雕龍》,再後來,劉永濟先生在武漢大學,楊明照先生在四川大學,陸侃如先生在山東大學,詹瑛先生在河北大學……二十世紀大師級的龍學家,在大學講壇上傳授龍學,一代又一代,泰山遍雨,河潤千里。

八十年代末,我有幸師從著名龍學家楊明照教授研習《文心雕龍》。楊先生的《文心雕龍校注拾遺》是我早就拜讀過的龍學鉅著,原本打算跟着楊先生學習《文心雕龍》的校勘、考證和註釋,並在這個領域內找一個研究課題。楊先生卻對我説:做學問要揚長避短,考證是你的短處而理論是你的長處,你做考證,做一輩子也超不過我。楊先生是實話實説:莫説“超過”,“接近”也是不可能的。當年劉勰舍“注經”而擇“論文”,何嘗不是揚長避短?我在楊先生指導下精讀《文心雕龍》,精析劉勰的為文之用心。一部五萬餘言的《文心雕龍》,我最喜愛末尾的兩句:文果載心,餘心有寄。楊先生説劉勰在定林寺寫《文心雕龍》是“焚膏繼晷,不遺餘力”,因為那是他的“彩雲若錦”,那是他的全部寄託!“世遠莫見其面,覘文輒見其心”,什麼是劉勰的“為文之用心”?在那個佛教大盛的時代,劉勰所憂慮的是本土傳統的丟失,是時人的“競今疏古,風昧氣衰”,是文壇的“繁華損枝,膏腴害骨”。劉勰要用先秦經典的情深義直風清體約,來療救宋齊文風的訛濫和淺俗。劉勰不僅有憂患意識,更有使命感:結慮司契,垂帷制勝,按轡文雅之場,環絡藻繪之府……任何時代的文學理論研究,都需要回應當下的現實問題,都需要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思路和方略。劉勰做到了這一點,所以才能夠“百年影,千載心在”。一千多年後,我在成都錦江畔的斗室之內,在那張不足三尺的小課桌前,與劉勰對話,與劉勰談心。亦師亦友,劉勰陪伴我青燈下的孤寂。

九十年代,中國文論界瀰漫着一股“失語”的焦慮,説是離開了西方文論話語,中國當代的文學批評家和理論家就不會説話。就中西文化的碰撞而言,我們這個時代與劉勰的“皇齊”有某些相似之處:外來文化(南朝是印度佛教,今天是歐美文化)呈強勢或攻勢,本土文化取弱勢或守勢。劉勰“家貧不婚娶”,需要到寺廟裏面去解決温飽、讀書、就業這些基本問題。年輕的劉勰在佛教文化之中浸泡、薰染了十多年,他不僅是精通佛學,他的思維方式和理論建構方式基本上是佛學的。然而,劉勰又是一位文學理論家,他研究的是中國本土的文學理論。按照今天的一些理論家的邏輯,劉勰是一定要失語的,劉勰離開了印度佛教的話語是一定不會説話的。然而,《文心雕龍》何曾失語?文學理論家劉勰何曾失語?從論文敍筆到割情析採,從釋名彰義到敷理舉統,劉勰的《文心雕龍》使用的都是純粹的中國文論話語。但是,《文心雕龍》又的確有“佛”:不是佛學的經論或術語,而是佛學的系統思維和分析方法。這正如生活在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學人,説自己沒有受西學的影響則近乎痴人説夢。外來文化的影響並不必然導致本土學人的“失語”,如果能夠象劉勰那樣處理外來佛教與本土傳統的關係,華佛交通,中西融會,則文論的言説不僅是本土的更是普世的。20世紀的最後七年,我學習劉勰的“沿波討源”、“振葉尋根”,在中國文論的濫觴之處楬櫫其詩性智慧;21世紀的最初七年,我學習劉勰的“駢體論文”、“比興釋名”和“秀隱彰義”,研究中國文論批評文體的文學性生成。從劉勰那裏,我不僅學到了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,而且習得了話語方式和言説方式。

二十一世紀,我來到武漢大學,開出的第一門課是“《文心雕龍》導讀”,舉辦的第一個國際學術會議是“百年龍學國際學術研討會”,主持的第一件大事是包括“《文心雕龍》與博雅”在內的武漢大學通識教育改革。“通識教育”又稱“博雅教育”,而劉勰是真正意義上的“博雅君子”,《文心雕龍》是真正意義上的“博雅經典”。劉勰和他的《文心雕龍》的“博雅”,概言之是“博通雅正”,細繹之又可表述為“一二三四”:一道兼通,兩端兼和,三教兼宗,四部兼備。《文心雕龍》五十篇以“原道”開篇,劉勰體大精深的文學理論從“原道”出發,這個“道”既是作為時空(宇宙)之源的“太極”,也是作為邏輯(理論)之元的“神理”。太極生兩儀,狹義的“兩儀”當然是天地或陰陽,而廣義的“兩儀”或可指稱所有相生相濟、相立相悖的概念、範疇和命題。劉勰的文學理論和批評,一個最為基本的方法就是“擘肌分理,惟務折衷”,亦即“兩端兼和”。就思想文化而言,劉勰是儒、道、釋三教兼宗;就文本形態或話語方式而言,《文心雕龍》是一個典型的兼性文本,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部兼備。博雅教育是世界性的,無問東西;但博雅教育在中國有自己的特色和亮點,這就是中國文化的兼性智慧。而《文心雕龍》從理論體系到學術方法,從思維方式到文體特徵,無一不體現出中國文化的兼性智慧。

2020,二十一世紀的第三個十年剛剛開始,新冠疫情肆虐全球。一年多過去了,但疫情未已,風險猶存。遭遇如此百年未有之大變局,我們必須要反思:是要兼和還是要衝突,是要寬容還是要偏執,是要天下大同還是要去全球化……劉勰在《文心雕龍》中旗幟鮮明地反對“各照隅隙,鮮觀衢路”式的“庭間回驟”,而主張“彌綸羣言,籠圈條貫”式的“萬里逸步”。由此看來,劉勰和《文心雕龍》的意義絕不僅限於我所研究的“中國文論”,也不僅限於我所從事的“通識教育”,而是能為後疫情時代的文化重建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力量。

由此看來,我與劉勰的相伴相隨還要繼續下去,不僅僅是“一輩子”。(選自圖書館“一期一書”閲讀活動,作者系文學院教授、通識教育中心主任)

(編輯:相茹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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